一、 二〇〇五的九月，十二年前的秋天，我在東華大學英美系讀大三。除了必修課以外，我還選了幾門選修課，其中一門就是李永平老師開的翻譯習作。上課第一天，進了教室，我嚇了一跳。教室裡頭坐著的學生全是大四的學長姐，只有我一個大三。我一度以為我走錯了教室，闖進了大四的必修課。他們看見我也覺得奇怪，不曉得為什麼我能選上那門課。後來我才知道李老師的翻譯習作雖然是選修，但通常只開放給大四的同學上，可能相較之下大四學生的中英文程度比其他年級來得好，比較能駕馭翻譯這門學問。我誤打誤撞選上那門課，理當應該退選，但不知道當時犯了什麼傻，決心留下來，當作對自己的挑戰。很快地我就發現為什麼那堂課不太收大四以下的學生。

李老師的翻譯習作分上下兩學期。上學期英翻中，下學期中翻英。上課使用的都是他經年教授該堂課搜集累積下來的教材，除了比較簡短的英文新聞以外，文學作品才是重點所在。老師上課的方式十分傳統，就是扎扎實實地一字一句和同學討論，斟酌何處該添何處該減，細究如何能把原文的意義，甚至形式，用「漂亮」的中文傳達。「漂亮」是他用的形容詞。我當時一度很好奇為什麼他在翻譯上追求「漂亮」更勝「精確」，甚至在乎「雅」多於「信」與「達」。後來才慢慢發現他在翻譯這件事上不只是以翻譯家的身份把一個語言移植到另一個，而是以小說家的精神試著讓一個語言的內涵在另一個語言裡重生，然後賦予其新的樣貌和生命。精確，或者信與達，對他而言只是基本的要求，「漂亮」與否才是決定翻譯精緻度的關鍵。這是他身為翻譯和小說家對美的追求，也是他一生對文字的執著和使命。

上學期我們翻譯的文學作品是選自海明威《尼克・亞當斯故事集》(The Nick Adams Stories) 中的一篇短篇故事〈印地安營地〉(“Indian Camp”)。《尼克・亞當斯故事集》有著濃厚的半自傳色彩，書中主人公尼克的經歷就是以海明威的年少為雛形。〈印地安營地〉 講述的是尼克和他的醫生父親半夜乘著獨木舟到一個印地安營地替一位婦人接生的故事。那位婦人已難產多天，最後族人只得請亞當斯醫生來幫忙。尼克的父親在簡陋的木屋裡用一把大折刀替婦人進行剖腹產手術，再用九英尺長的細腸線將傷口縫合，最後母子均安。然而故事並沒有在此結束。婦人的丈夫在太太臨盆期間一直躺在床的上舖，手術結束時他也不吭一聲。直到亞當斯醫生把他蒙著頭的毯子掀開、發現手上濕漉漉的，才赫然發現他沿著脖子到兩個耳根上有著一道大口，鮮血仍直冒。一把開著的剃刀掉在毯子上。顯然那位丈夫受不了妻子難產的痛苦，還有她那沒有麻醉就進行剖腹產的哀嚎，最後選擇用自盡解脫。漫漫長夜來到盡頭，黎明將近，他的妻小終於挺過最難的一關，他卻沒有。那位印地安丈夫生命結束的時刻剛好也是家中另一個新生命誕生的時刻，生與死交錯，兩者之間的界線卻又如此幽微，讓人不勝唏噓。

海明威的短篇故事是練習英翻中的絕佳教材。作者使用的英文淺顯易懂，筆法簡潔，看似容易掌握，實則充滿挑戰。要能將海明威精練的風格用對等且優雅的中文呈現，如果不是對中英文有著極佳的掌握，很難翻譯得「漂亮」。越簡單的事往往也越難。老師把翻譯習作開在每週四下午，每次課後都有作業。以〈印地安營地〉為例，大概是每週下課回去之後翻譯數段，然後下週上課時老師就會點同學接力唸一兩句自己的譯文，除了加以點評，也會討論不同的譯法，比較利弊得失。身為班上最菜的學生，我每週上課都十分不安，擔心自己的程度趕不上高我一級的學長姐。但真正讓我焦慮的是老師對譯文嚴格的要求，除了精確和忠於原著的精神之外，還得優雅。我一直深怕自己的翻譯會讓我在課堂上大出洋相。我們花了一個多月翻完整篇〈印地安營地〉，但在第二個禮拜時，我最害怕的事還是發生了。我記得當時我被老師點到，要我翻譯故事開始不久一句再簡單不過的句子：“It was cold on the water.” 我立刻唸出我的譯文：「水面上是冰冷的」。老師聽了只淡淡地回了我一句：「原文裡有說『icy-cold』嗎？」我回說沒有。他接著問我：「那你的『冰』是哪裡來的？」我答不上來。他的視線緩緩從他手上那本被他用各種顏色的筆圈點，畫線，寫得密密麻麻的筆記轉到我身上，看著我，說：「那你為什麼要雞婆多加一個字？你直接翻成『水面是冷的』或者『水面冷冷的』不就好了？」在前一秒我其實還暗自得意「冰冷」是個生動的形容詞，誰知道下一秒老師馬上就讓我露出狐狸尾巴，拆穿我不懂裝懂還自鳴得意。老師短短幾句話無疑是當頭棒喝，因為在那之前我完全沒有特別注意原文的形容詞只是單純的 “cold” 而不是 “icy-cold”，更沒有意識到在中文裡「冰冷」和「冷」在程度上其實有著細微卻巨大的差別。在往後求學的階段，我從不同老師身上學到如何當一個細心的讀者，懂得反覆咀嚼字句，品嚐言外之意的況味是何等重要的功夫。我也逐漸了解中英文寫作上邏輯的差異，體悟到無論是讀或寫，都要能夠精確掌握文意脈絡的走向，清晰優雅地將腦中的概念和想法轉化成文字，創造意義。但最讓我難忘的，仍然是老師那句「那你的『冰』是哪裡來的？」。 那天下課回到宿舍，我沮喪了好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十分可笑，怎麼會這麼久才發現自己的程度遠遠沒想像中得好。但我的臉皮可能厚於羞恥心，沒過幾天我就忘了這種沮喪的感覺。倒是之後在寫翻譯的作業時，多了一些謹惕，常常花了更勝於先前兩三倍的時間在反覆查字典和修改上。有時候一個和 “It was cold on the water” 長度差不多的句子會花上我一個小時思考到底要怎麼譯比較好。雖然我每次都已經盡我所能地將翻譯作業寫到最好，每次從老師那兒發還回來時，總免不了還一片滿江紅。老師對於翻譯的追求可謂永無止境，除了每個字的增減和用法都反覆推敲之外，對於標點符號的使用也是斤斤計較，為的就是要讓一切讀起來「漂亮」。

老師批改學生作業用心的程度不下他自己的翻譯，雖然我沒親眼見過他批改，但從他的眉批和他對細節的挑惕，以及每次作業發還回來、夾帶在紙張間的菸味，我可以想像他是如何在研究室裡，一邊吸著長壽菸，一邊思索如何把一個句子寫得更簡潔精確，除了唸起來除了悅耳，還充滿畫面。老師好像喜歡抽白長壽。白長壽早期的價錢好像一包三十五塊左右，而出版社聘請他翻譯的價碼是一個字一塊，他曾在課堂上開玩笑說他只要故意多譯三十五個字，他就又有一包白長壽可抽了。 我在上老師的課時他的身材仍然健狀豐腴，那時還挺個肚子。他的個頭兒不小，走起路來很有氣勢，著實像個漢子。然而他說話卻是溫文儒雅，講課時充滿情感，他的情緒隨著情節起伏，不只和小說人物同喜同悲，有時也會興災樂禍或者義憤填膺，好像他就身在書中。但在課堂上，他真的就是身在書中。老師對文學的執著和他在文壇的成就讓他像個巨人，尤其是當我面對他的時後。但是當我偶爾在校園瞥見他的身影，尤其是背影，我只看到一個孤獨的男人。他有時傍晚的時候會到學校的便利商店買晚餐和青島啤酒，然後坐在外頭獨酌，吸他的菸。旁邊有來來去去的學生，還有熱舞社練習時喧囂的流行音樂不時從附近竄出，天熱時還有不少惱人的蚊子在暗處伺機而動，準備隨時在某人的小腿肚或手臂來上一口。但這一切似乎都與他無關。他就獨自坐在那兒啜飲，被自己吐出的煙圍繞，自成一個世界。菸抽完，啤酒飲畢，他就提著手邊用一塊錢加購的米白色塑膠袋，裏頭應該裝著他剛剛買好的微波晚餐和一些零食，慢慢走回他停在路旁的紅色跑車，打開車門，鑽進車內，先把塑膠袋放在副駕駛座上，然後關上門，發動引擎，緩緩駛回他的住處。

上學期的課結束以後，我繼續選修老師下學期的課。我當時的英文程度實在不怎麼樣，中翻英對我的挑戰比英翻中來得更大。翻譯普通的英文新聞我就已經吃盡苦頭，更何況文學作品。下學期老師選來讓大家翻成中文的作品是黃春明的短篇故事〈死去活來〉。黃春明的作品對於台灣工業化之後高齡化的社會有著高度的批判性和關懷。故事的女主角是八十九歲的粉娘，她在彌留了一天一夜，就在全臺各地所有的晚輩都趕回山上的老家要見她最後一面，替她處理後事的時候，居然又活了過來。粉娘驚人的生命力是台灣早期農村的寫照，也象徵這塊土地不息的生機。她就這麼「死去活來」了不下數次，自己也很不好意思讓這麼多親戚白跑好幾趟，她在故事尾聲甚至以近似發誓的口吻跟大家說：「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下一次。」然而她的最後一個「下一次」細微得幾乎聽不見。她說完那句之後，就再也沒有開口了。〈死去活來〉對於台灣的社會和習俗有著鮮活深刻的描述，但這也是翻譯這篇短篇故事最難的地方，尤其是一些特有的名詞更是讓我傷透腦筋，比如「神明公媽」、「八仙桌紅格桌」、「腳尾水」、還有「碗公」。我們花了一個多月在課上討論〈死去活來〉的翻譯。譯完的時候，學期差不多也快要結束了。我記得在最後一堂課上老師要班上同學談一談自己修了他一學年翻譯習作的心得，然後他和我們分享他教學一年的感想。我已經忘記我當時說了什麼，但我依稀記得老師說的話。他給了班上高度的肯定，給了每個人許多鼓勵。輪到我時，他說我是班上年紀最小的，本來這門課不是應該給我修的，但我願意留下來修完，而且跟一年前比有著長足的進步，他很高興。他勉勵我未來要繼續練習翻譯，這對中英文閱讀和寫作的掌握很有幫助。我聽了他的話一度想哭。

放完暑假回來，我大四了。那時我有好幾個朋友已經著手推甄申請研究所的事宜，雖然我很早就下定決心要唸研究所，但我根本沒有特別注意各校研究所申請的截止日期。等我想起這回事開始準備時，很多學校都已經截止報名了，趕得及的只剩交大和東華。推甄申請需要有兩位推薦人，很幸運的當時曾珍珍老師願意幫我寫一封推薦信，儘管那時我才剛剛修她開的美國文學不久，她還不太認識我。之後我又厚著臉皮去找李永平老師，想請他替我寫兩封推薦信申請研究所，只是時間有點趕，兩個禮拜以內就要，不知道他願不願意。他聽了只淡淡地說：「你下禮拜這個時候來拿吧。」我記得那天下午去他的研究室拿信的時候是星期三，天氣很好。他開門之後請我進去，遞給我兩封用系上專用信封仔細封好的信，他還在封口上簽了名，字體非常秀麗。那兩個信封，一如老師之前發還給我的作業，上頭仍帶著淡淡的菸味。他對我說：「我想交通大學應該會願意讓你去口試才對。」然後鼓勵我繼續努力、祝我一切順利。我離開後對他的話半信半疑，心想我連備審資料都還沒寄出，他怎麼就能斷定我能口試？後來事實證明我果然順利通過第一輪篩選，得到去交大口試的機會。

我在交大待了大約三年半的時間。在畢業前一年左右，有一次我和李家沂老師在他的研究室聊天，談到東華大學。他在到交大任教前也曾經在東華教過幾年書，所以對那兒的人和事都熟。我們聊著聊著就聊到李永平老師。我跟李家沂老師說我大三時修過李永平老師一年的翻譯課，受益良多。他則跟我說他記得三年前當招生委員時，看過李永平老師幫一個東華學生寫的推薦信。他說當時所有的推薦信都是用電腦打字列印出來，然後推薦人在上頭簽名，只有李永平老師那封信是唯一用手一個字一個字寫成的。他當時想：「哇這可是李永平的真跡啊！」我聽了心裡有點激動，對他說：「如果沒有意外那封推薦信應該是李永平老師幫我寫的。」 我不知道李永平老師在信裡寫了些什麼，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但我唯一知道的是如果沒有那封信，我可能沒有機會進交大，如果沒有進交大，也不會有之後的種種際遇，當然也不會來到我現在的地方，做我現在在做，也是我一直以來都想做的事。那個星期三下午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老師本人。我畢業後沒多久他也退休離開花蓮，搬到臺北去了。我在新竹讀書期間有時會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他的文章和新聞，知道他動過一場心臟大手術，手術後為了健康，連最愛的啤酒也不喝了，菸或許也戒了。出國後我有好一陣子沒聽到他的消息，倒是在博士班二年級時修了現在指導教授開的一門講翻譯理論的課。在搜集寫期末報告的資料時，我又去圖書館借了一本《尼克・亞當斯故事集》回來。當我重讀〈印地安營地〉，看到 “It was cold on the water” 這句的時候，我腦中浮現的居然還是老師當年在課堂上問我的那句「那你的『冰』是哪裡來的？」。直到現在 ，每當我有機會翻譯的時候，在下筆之前，我總會先問問我自己「原文裡有說『icy-cold』嗎？」，提醒自己不要自作聰明，畫蛇添足。 老師一生創作不輟，對書寫的熱情和執著沒有因為疾病的挑戰稍減。在他眾多著作裡我很慚愧只讀過他的《吉陵春秋》和譯著《大河灣》。我在臺灣家中的架上還放著他那本厚厚的《海東青：台北的一則寓言》，但一直沒有認真讀完。他的辭世是華人文學界的一大損失，但值得欣慰的是這也表示他無須再承受病痛的折磨。我希望他走得平靜而且瀟灑，一如他當年走在東華大學校園裡的那個模樣：頭也不回地把孤獨拋在身後，用自己的步調去他想去的地方。

－－校友　Howard劉川豪

二、 老師，你記得嗎，你上課的時候太認真，經常噴出超大滴的口水到我桌上或是潘西的手上。 那時你羞赧起來，邊笑邊說不好意思。我們也笑著說沒事沒事。 都這個節骨眼了，我還是想不出什麼大事可說。偏偏就是這些小事，讓人記得那麼溫暖，又那麼痛。 沒事了，沒事了，老師你先走，那些疼痛的有的沒的，都過去了。 謝謝你，再見。

－－ 校友　Sharky陳夏民

三、  大家都說永平老師才華極致，我卻覺得老師是個很逗的人。 老師退休前最後一個學期，開設小說文類，上課喝啤酒，叼著菸，暢談古今中外文學事。某日，老師徵求一位有駕照，剛好也要返回台北的學生，幫他開車：「因為我眼睛不舒服。」老師說。 於是我和君美，陪著老師一起上路。我們相約六點半在湖畔餐廳見面，先去車站退我預購好的火車票。行駛志學街是最快到志學火車站的距離，老師卻說他習慣走大學路，東華校園繞一圈，辦好退票、買好飲料，正式出發，已經是四十分鐘以後的事。沿著台九線，慢慢往花蓮市行進，老師說他有一隻眼睛看不見，準備動白內障手術，說完，他又闖了一個紅燈。 「老師，剛剛那個號誌……」 「什麼？我看不見。」老師回答。 永平老師開車開得很慢，到了新城，還在一個臨山的社區裡迷路，社區裡有幾戶人家，在馬路上擺著茶几座小板凳泡茶乘涼，老師搖下車窗問路，住戶說：「一直往山的方向就是。哇！香車美人。」老師笑了，轉頭向我們重複這一句。 進入蘇花公路前的最後一間小七便利商店，老師買一罐啤酒之後，將鑰匙交給我，說：「現在車子給你開。對了，我的車子是記憶啟動碼，鑰匙上有我的指紋，只有我能親自發動。」 我坐上駕駛座，半信半疑，讓老師從右邊伸手發動車子，往後路程每次皆如此。我猜老師開玩笑，但是他說的這麼認真，讓我們捨不得質疑。 那天晚間的星光如鑽，太平洋上空一片靛青透朗，彷彿認真觀望，就會看到沉睡中的金星。一路上和老師閒聊創作與人生，風徐徐，正是秋夜，溫度適宜，就像老師說話的溫柔腔調。海風捎來的氣息，如同老師的瀟灑任遊，迴盪在山間林木，此時也許楓葉已紅，是楓樹一生最美的季節！ 新城出發後，沿途經過秀林、南澳、東澳等鄉鎮，每回山間九彎十八拐駛回平地，老師都要尋間便利店，喝罐啤酒，抽根菸。抵達蘇澳，已經是深夜十一點。我心想，再開四十分鐘經由雪山隧道，就可以返抵台北，這趟路程耗時甚久，但求把老師平安送到家。不料，老師突然說，他在台北的家沒有停車位，車子要放在蘇澳，轉搭客運回去：「我在蘇澳有一個固定的秘密停車位，非常安全。」老師俏皮的說。 最終我們抵達台北，已是凌晨，一路上老師顯得開心，似乎也忘記他即將進行白內障手術的半盲眼睛。 這趟旅程讓我認識到老師愛開玩笑的另一面，充滿童趣。幾年前和聯文編輯到淡水採訪老師，那時老師剛動完心臟手術，氣色紅潤，身形更加修長挺拔。他笑說：「這次真的戒酒戒菸，剩下的就是全心全意寫小說。」離別時，老師站在捷運站入口處，望著我們上電梯，他站在那兒目視我們的身影，揮手，直到我們消逝在手扶梯的盡頭。 當時心中有些惘然，卻告訴自己，老師依然是千山獨行的俠客，且總帶著那股俏皮。也因此，往後老師在我的LINE動態，看到我PO出家常菜，留言：「看起來好好吃，很想參加這場宴會。」或是我小時候的照片，老師說：「這是七歲的朱鴒嘛！怎麼出現在國珍的LINE首頁？」或是在我得到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時，遠在新加坡的老師用英文留言「恭喜」，我都當作是老師的幽默感，老師肯定恢復往昔的健康和體力，說不定還偷抽了一根菸。想著老師創作的毅力，以及過去在課堂上對我們的鼓勵，總認為老師會活得非常好，這一輩子，永平老師都會是我輩堅定創作意志力的根源。老師！等我寫出更好的小說，再帶著拿手菜去探望您，屆時可別用這個藉口，偷喝一口啤酒。 今年九月得知老師生病，私揣心臟手術那麼大的事兒，老師都過關了，這次想必安然。也因此，九月九號的讀書會因另有行程，無法參加，給老師發了訊息，隔天早上九點五十五分，老師用LINE通話，我終於接到了，高興地呼喚老師！老師！您好嗎？很抱歉我昨天……。老師在電話另一頭沒有說話，十九秒後斷訊。 我沒有回電。想著老師等我啊！等我寫出優秀的小說，學生才有臉來見您啊！老師在東華創英所傾畢生功力教導我們寫作，我卻隨興書寫沒有計畫將時間荒廢，內疚的很。看著老師一部作品接著一部作品，持續用生命書寫，這樣的人是不會死的，是永恆，是不會輕易離開創作現場的，不是嗎？ 九月二十號，在淡水馬偕醫院，遠望著加護病房的床位，身邊盡是醫療器材，我還是如此信仰著：老師不會離開。 是時候了嗎？ 説再見的時候。 秋天要去的地方，只有楓葉知道。 　　 校友　朱國珍 四、 剛聽見消息，想起的是當年在老師的研究室上課時，老師背後那扇面湖的窗，接近傍晚時分，常有成群鷺鷥一起從林子裡飛起，而我們總在那一瞬間全都安靜下來。 安靜下來，目送翩翩飛離的群鳥。 告別式上有一瞬間我忘了那是什麼場合，影片中的老師像從前一樣暢談他始終熱愛的主題。大概影片裡的老師和坐在公祭會場的我都太認真了，感覺那就是我們熟悉的課堂，是真的打心底忘記那是最後一次與老師相聚。 告別式後，珍珍老師找大家一起晚餐，對我來說，那毋寧更像是某種療癒團體，分散各地好久不見的創英所家人們擠在一張圓桌邊，聊著一別千古的李老師，也聊彼此，又哭又笑的席間，是另一堂課。 為什麼總是離開學校以後，上課才特別珍貴？每一堂課，都要用好大的代價，去換。學弟妹說起的那個老師，比我知道的那個巨人還要挺拔，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不僅遙望著遠方美麗的文學夢，也不時低頭看顧學生，姿態如此溫柔。 老師啊，上你的課時我太年輕，真正認識你又太晚了。這幾年離開學校的經歷讓我深深明白，風骨和是不是文人徹底無關，那是一種質地，在別人提起的時候，讓眼淚和笑聲，與含有你名字的空氣，都鏗鏘有力。 不是因為死亡才讚揚你，我辦不到那樣的事。寫到最後一刻的你是真正的英雄，愛惜學生到最後一刻的你真正值得並拭亮了「老師」這兩個字，如同你的風骨與是不是文人無關，你的燦爛也與生死無關。 永平老師，今晚學生敬你一杯，謝謝你的光亮，謝謝你臨去，還給我們留下那麼雋永的背影。

－－校友　劉芷妤 ＜秋天要去的地方＞